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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家胡适,为何称自己是个不可救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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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在康乃尔大学学习的日深进和美国人文环境的日渐染适对文史哲为主体的人文学科的兴趣愈来意浓烈。本来他的中国文史哲知识的功底就相当醇厚,此刻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将中国国学的旧式学与美国全新的科学学术作对应比较。欧洲的人文科学在突破中世纪神学蒙昧的禁锢后,曾发生了震越整个世界的思想革命的巨潮,*治、哲学、文学、历史、艺术、教育、伦理、法律等人文学科的长足进步到了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时已经积累了丰的成果。加之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高速发展,来自欧洲的各种人文思潮经过美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美国化改造与融合更新,往往闪出更加耀眼的新的光华。这一切对于一个在知识的追逐上如饥似渴的学子来说正是个载难逢的机会。

人文科学的选择到淑世主义的确立

胡适在十六、七岁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曾经有过初步的系统总结与研究批判,《竞业句报上他的全部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学术萌芽的破土,所谓从旧式的国学向西学(新学)的急剧转化。然而那时的所谓西学或新学尚处“皮毛”阶段,且远未从国学的畦畛里跳脱出来,与之割断精神联系。当时整个中国学术文化仍沉浸在国学的旧框框里作最后的训言残喘。胡适在上海的六年接受的正是这种西学皮毛的新教育,上海滩毕竟是西学的发祥地。然而这个皮毛的西学新教育已经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今他自己亲自到了西方,有条件全身心地沉浸于西学的甘泉里尽情地吮吸与饮,而事实上他又正是这样做的。他新新觉得他所选择的农科不但与他原来的人文学科的学业功底毫不相关,甚至也开始怀疑这些土、果木、牛马、细胞营养、气象等等农艺知识对一个科学学术与意识形态极其封闭落后的、有着三千年化的文化传的旧中国到底有多大的改造或者说救效用。

同时,胡适对美国人文科学的兴数益增厚,这些学科与他的中国人文科学的训练与准备又正前应,联有接的,他已经从两若比较中获得了求知欲足与理智的快感。同样质性的中西两件文化精品,他从理与审美上已可以毫不避讳地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读到美国(独立宣言)、林肯的吉铁斯堡演说),大为赞叹“细细读之,觉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同时他马上反应到中国的同类文字的比较:“吾国陈、骆何足语此!”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骆宾王的(讨武檄)等百代名篇,向为中国林钦服,但现在胡适看来它们与杰弗逊、林肯的文字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仅此一例,便很可说明题。胡适不仅能够在人文科学的各门类中胜任愉快地接受西方的最新学术文化及其科学精神,而且已能高度自觉地作出东西文化比较的学术意见。他的学问兴趣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移。

▲胡适

在农科须域,胡适显然本来就学科知识准备不足,到美国后只是勉为其难地用功发奋,争取理想的成绩而已。当然谈不上对学科自发的兴趣,更无从与中国的本土农业科艺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比较(那时中国农业科学尚处于原始状态。更要命的还是康乃尔大学的农科教材、讲习实验全以美国农业现实为蓝本许多功课并不适合外国留学生的求学实际。颇有点像“文革”期间一部电影中南方山区的农畜教材大讲“马尾巴的功能”一样,胡适曾为之苦恼十分。但是由于天资与勤奋,胡适在康大农科的学习成绩总的都很不错,比如他第一学期的大考,生物学得九十五分,植物学得八十三分,他自己也很满意。英语的成绩总是很高,德文比英文略差。

更由于美国大学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验技术积,胡也对农科的部分功课产生过一定兴趣,比如做青神经系实验,他也曾认真详细地做过记录,比如看科学电影花的生长,他也觉得“妙不可言”。但这些总的说来仍无法根本改变胡对农科的厌与不满。在农业科学上他断定自己決不会有所成就(这一点颇与他的老朋友蒋梦麟放弃农科改学教育的思路相同),颜负一些美国教授对他的期望。胡适将他想转科的想法写信告诉了他的二哥,谁想二哥坚决反对。二哥胡绍之年1月1日写给他的信中就谈及:“农学最为中国通用之学,盖南方虽有人满之患,然北方如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伊型等处,地旷人稀,以面积计,十分未其三……吾弟将来学成归国,大有可为。唯须从事于大农之学、若于一艺一事之长,无济也。

▲胡适

至森林之学,亦为切要,能兼习之,尤为合宜。”从这一段可见出二哥颇有发展中国农业的宏观战略眼光,所见也极有深度,所谓“大农之学”与“森林之学”的议论,确实可以看出他与他父亲一样有经济实用之オ,继承了乃父的务实际干事业的家风。可惜他那时只是一个东北小县城的税务局的一等收支员。然而胡适注定要走的是另一条人文科学的“宏观战略”的路,他显然接受不了他三哥的建议。往复的信函各执己见。二哥3月19日的信中又劝胡适不要沉溺国学,所谓“经学知其大意已足,文学诗词则更是无用之学”,他说:“孔子谓兴于诗,徒欺人之谈耳。…后人推崇太过,谓孔子以诗立教,岂不惑哉。"这里胡绍之大批了一通孔儒的诗教,当然也明确反对胡适沉溺文学诗词的旧式积习。

他显然不知道胡适目下所注意的哲学与文学已具有切时的现代科学的性质,人文学科已不再只是二史、十三经,而诗词文学已是全人类的文艺审美的科学结,决不仅仅只是孔子的“兴于诗”的旧式经学教条了。直到年8月期中二哥的信仍强调文科“无济急用”,规动胡适学好农科以期将来归国大兴农业,发家振邦。显然他也已觉察到四弟沉湖文科已深,且基础沉厚,故也表示不拟强迫他顺从自的意旨,不代他作最后决定。胡终于在年年初新学期开学时转到了文学院,正式开始了完整的人文科学的学习。

胡适決定放弃农科的一个重要契机,便是他曾多次提及的学”那门课引起的心理风波。在一次“果树学”的实习时个学生分得大约三十个或三十五个苹果每个学生须、本育学指南上所列举的项目,把这三十来个苹果加以分类,包茎的长短、果脐的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光,以及切剖开后所测出的果肉的度和酸甜的尝试、肥瘦的等等。这种苹果分类对美国学生来说,实在太容易了。

他们对各种苹果早熟悉在心,胸有成竹,按表分类他们一望而知。他们甚至毋须把苹果切开尝一尝,他们只要翻开索引或指南表格,得心应手地把三十来个苹果的学名一一填写进去,只需化二三十分钟的时间,试验便做完了。然后拣了几个苹果,塞入大衣口袋,离开实验室扬长而去。相反,对于美国苹果初无知识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便觉得头疼十分了。胡适与其他二三位中国学生只得留在实验室里按实验程序,一一实施各尽所能去按表格填写实验结果。结果却还是错误百出,成绩甚差。

▲胡适

胡适自己曾总结过自弃农学文,转向人文学科的几条重要原因。第一,他自己的对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兴趣。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晚近点的宋明理学著作,他差不多都已读过,他认为他对哲学学科的基本兴趣,便是他的“个人的文化背景”。他在学农科时便跨行跨院选修过文学院克雷教授所开的ー门“哲学史”课。克雷极富口オ,课讲得很认真,时时结合他本人对思想史各时代各家各派的客观研究,这对于胡适的启发很大这使他对研究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兴趣为之复苏。第二个原因则是他对*治史发生的兴趣。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唯一的一个共和国。

美国各地的人民与团体对于这一新兴的中华民国发生了浓厚兴趣,校园内外对这一问题的讲演者都有极大的需要,胡适就是由一位中国留学生推荐,担任了中国*治革命诸问题的讲演者。胡适办事认真又极爱面子,既然答应了讲演便预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从资料内容到演说逻辑,结果效应甚佳。几次讲演给了他极好的训练,替他在以后的职业上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使他成为了名美国学生界著名的演说家。由于*治、社会、革命主题的讲演,他不得不对过去几十年的中国革命史包括复杂的社会*治背景及领袖人物生平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与思考。对*治史进而对中国现实*治的兴趣无疑也是他放弃农科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对文学的兴趣。胡适在留学之前对中国古典文学已经有很深厚的功底,他随口能背通的中国古典诗词便有近千首。他的文章与诗词创作他自认为“都还差强人意”。

▲胡适

他的英语成绩进步尤快,来美国后已阅读了不少英文的文学名著。他又选修了法文、德文,这又使他对法德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对国的歌德、海、拉辛等人的诗歌十分入迷。他说他对法德文学书“都有相当过得去的阅读能力”,并且口语会话也很强。除了续扩大文学门类的选修课外,胡适主攻的英国文学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学分足够完成一个文学院毕业生所必须的学科程序”。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又回过头来引发了他本来积储的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兴趣的复苏,并且开拓出了初步的比较研究的路子。四、胡适有意打破美国留学生中重理工实业、轻人文科学的风气。

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选实科的“几三倍于文科”,所谓“偏重实科而轻文科”。胡适年发表的一篇十分著名的长文《非留学篇》里便有一段专门批判的话,很可回头来解释他当年弃农学文的一个重要原因:“祖实科者之说日,吾国今日需实业工业之人才甚急。货恶其弃于地也,则需矿师,交通恶其不便也,则需铁道工程师,制器恶其不精也,则需机械工程师。须知吾国之需*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之急,已不可终日,不观乎晚近十余年,吾国人所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为大乎;抑受天佑、胡栋朝之影响为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

吾国深思其故,当有憬然于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者矣。这一段话语不仅可以解释胡适两年前选择人文科学的一层重要宏观的目光,实际上也已为他随之而来的淑世主义人生观定了认识上的基石。年轻的胡适这关键的学业选择与事业选择不仅对他本人实际上也对中国现代的学术文化、思想潮流与*治理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从人文科学里闪发出来的文化生命的火光,实际上照亮了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整个新文化史。当时颇具眼光的梅光迪一一后来既是胡适的朋友又是胡适的论敌一一竟生发了预言家式的憬悟:胡适的转向文科是“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

学业前途认识上的变迁,使胡适的思想情绪也发生了质的巨变,多年潜伏在他心灵深处的“悲观主义”的精神建构也开始崩坍。我们从他的两首以“雪”主题的诗歌的尾声首先看到其中信息,《大雪放歌):“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已足消内热。百忧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明朝日出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待看冬尽春归来。”(此诗的三句转得体,受西洋诗歌形式影响)在年1月29日的一则目记中云“前诗以集观主义作近来之心理如是。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自信去国数年所得,唯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主义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足成一律,今不能复作此念矣。”

适极欣梅光的一句名言“要使树开花,死灰生火始为豪耳。未必为树死灰乎!”他坚信“海枯石烂终有时他立志“要使枯树开花,死灰生火”。这一层意志与信念的力量把他的“乐观主义”推到了“不可救药”的高度与深度。胡适在后来几十年里几乎一直声称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原始之转捩正在这里。他原来是一个悲秋情绪很浓的人现在则变成为一个喜爱春天的人,不妨听听他的一首题名春朝》的五律的前言“春色撩人,何可伏案不窥园也!迩来悟天地之间,何一非学,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耶?

▲胡适

乐观主义人生观世界观

古人乐天任天之旨,尽可玩味。吾向不知春之可爱,吾爱秋甚于春也。今年忽爱春日甚笃,觉春亦甚厚我,一景一物,无不恰悦神性,岂吾前此枯寂冷淡之心肠,遂为吾乐观主义所热耶?”他从“春朝”中终于悟到了“天地有真趣,会心殊未遥”。乐观主义的热力消融了他的对人生的怀疑与冷淡,他对人世间的光明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乐观,他成了乐观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忠实信徒,并用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别人,启发别人。胡适的友任叔水有一个弟弟名叫季彭,因痛恨时世,忧愤不已发狂自杀,叔收季彭生时所寄书信,编成脊令风雨集,并题了一首诗,他请胡适和诗以题其集”。持乐观主义人生观的胡适对忧世自杀的行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故题了一首五古长诗,酬和任叔水,“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以责自杀者”。

诗的主要段落云:“会生,河清或可俟。”正同他“海枯石烂会有时”的信仰之,他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万不可轻易自暴自弃,他从屈批判到任手,另立了志奇的标准,站在“世义的立场上力图作出“功业炳前史”的生命事迹。

胡适的乐观主义显然与他崇仰的英国诗人罗伯特勃郎宁的影响分不开,勃郎宁终身持乐观主义,胡适当时曾用骚体翻译了他的一首名诗:“吾生唯知猛进兮,未尝却顾而狐疑。见沈霸之蔽日,信云开终有时知行或不见报,未闻而可为虽三北其何伤兮,待一战之雪耻。吾寐以复醒兮,亦再蹶以再起。"乐观主义不仅是“见沈之蔽日兮,信云开终有时”作了“枯杨会生稊,河清或可俟”的张本,《自杀篇》中的“虽三北何伤,一战待雪”也正是来自勃郎宁的诗句。尽管胡适后来的乐观主义与勃氏的乐观主义很有些差异,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时胡适对勃郎宁诗歌内与思想了解的深度。他在年5月曾以(论英诗人勃郎宁之乐观主义一文荣获“郎宁征文奖”,时传为美谈,美国各大报纸新闻均报道了此事,胡适本人也引为殊荣。此外,胡适的任天乐天思想与他受到的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胡适

胡适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思想哲学很快衍生出他终生服膺的淑世主义。医救祖国的急迫要求与拯愚暗的淑世使命获得一个互相融合的契机,我们在他前面的《自杀篇)诗中已清楚看到了这种融合的迹象。淑世主义的成热正是他的乐观主义思想演进的必然,其精神内核当然就是年轻的胡适意识到了的历史使命感。他有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叫许南,欲将归国,胡适作之其段记之力行大志与自己心表这里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胡适当时的豪迈气慨,“愿得*金堆作坞,遍交天下奇男女”。在建功立业的英雄意识与革除腐败的淑世思想的夹辅下,他吟出“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的诗句。然而从胡适的个人气质品格来看,他又显然不是个轻易“属”“归附”他人的人物。

他的人生蓝图里,更多的似乎还是自己“且准备塞旗作健儿”的时代使命,所谓“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所谓“此业吾曹欲让谁?他的事业品位和历史定格便是一个凿开风气的挂帅人物,一个力挑大任的急先锋。当然这些诗句是两年后他发动文学革命的词,但这里我们或许正可看出他的“誓为宗国去陈腐”的战斗阵式正是在淑世主义的大纛下展开的。而他的为时代先锋、为国导师的尽管他又批判了这种“谬想",认为“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但这一条日记却暴露出他“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就在他三个目前的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这样有意识、有主持的自我激励,恐怕已非“少年人的“自”与“夸大”,而确确实实已是他的“野心”与梦想”了。

而这个“野心”与“梦想”又正是建立于他自*的淑世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之上。前面我们已提到他留学时期发表的重要文章非留学篇》,事实上这篇文章已经全面地、深刻地、审思明辩地为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乃至医国振兴的根本大业规划了一幅充满理智与激情的宏伟蓝图。胡适早已从认识心理上和思想学问上作好了充分准备,为摆渡西方现代文明,为“携来甘露,遍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为扬帆返载“三山之神药”、“医国之金丹”,当一个能领路有识度的师、舵工,把自已的生命智慧投入到一场重造中国新文明的伟大工作中去。

国之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语今之世界。为之他引了一个有名的西方故事为比喻:“洲有神话,记有美女子,一,以术之塔上。令长百年、以朝部封其塔。人能入。百年既逝…当塔上香沉之时,塔外众生方扰变更,日新日异矣。追百年之梦,雨塔外之世界,已非复百年前之世界。虽美人之颜色如故而环冠獲,都非时世之矣。吾国近事,何以异此。吾之长睡,何止百年。当吾梦醒之日,神州则犹是也。而十九世纪与一世之世界,已非复唐宋元明之世界,之所谓文明、正如年前之画眉深浅,都不入时。是故塔上梦醒之美人,而欲与塔外争斗艳也,非效时世之不可。

▲胡适

结语

国居今日而欲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新文明不可。造新文明,非易事也,尽去其旧而(唯)新是谋,则有削趾适履之,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则有买还珠之诮。必也、先周知之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中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吾国今日之务,无急于是者矣。二十世纪之大事,无大于是者也。以是为吾民国之教育方针,不亦平”中。古老中国的这位绝色美人,一旦经受了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百信旧姝媚”,登上世界大舞台,必然光芒四射,惊艳寰字,在与欧美之“蛾眉”争妍斗艳中必定处于不败之地。胡适十分明白,他自己不仅要为这位“美人”奉献上他的全部爱情,还必须为这位“美人”奉献上全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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